许小年：格林斯潘是祸首

许小年：格林斯潘把利率压到1%，压了两年，放出这么多货币，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了，又要追求高回报，那就要承担高风险。商业银行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办，市场的利率又低，对冲基金来了，把自己的商业计划一讲，银行觉得有道理，于是对冲基金拿了商业银行的钱，用高杠杆率在市场上到处的交易，寻找各种各样利润的机会，所以追本溯源就是钱太多了。

　　美国金融海啸吸引了国内外人士集体聚焦的目光，由本报协办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动荡时代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学术沙龙上周末在上海进行，本论坛集聚了政府部门、国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界知名学者，包括吴晓灵、王华庆、吴敬琏、许小年、顾功耘、胡汝银、王益民、缪建民、翁富泽在内的一批财经界明星共商这场金融动荡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国在金融海啸中应该何去何从。

　　这场危机是否会影响上海金融创新的步伐？应该怎样把握金融创新的力度？

　　对此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会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不断金融创新来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根本的出路。”他同时指出，金融创新过程需要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这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认为，本次次贷危机的原因不在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的衍生产品脱离了让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的基本原则。中国金融业和美国情况不同，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还是发展不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创新过了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根本是货币供应出了问题，建议央行一定要管住货币发行的“水龙头”。吴晓灵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近几年的金融创新已经把最基本的一条原理给丢掉了——即货币供应量必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对于眼下货币政策的选择，吴晓灵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指出，“货币政策现在只有微调的余地，而且基本上也微调到了，没有更多的余地，整合组合拳是三句话，适度从紧的货币，灵活的金融政策，宽容的财政政策。”

　　吴晓灵进一步说道，“存款准备金率不能下调。如果中央银行不用存款准备金率，不用巨额的央票对冲的话，货币早就泛滥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存款准备金率没有下降的余地，下降以后只能让商业银行多创造货币，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发央行票据，商业银行有买卖的自主权，是愿意贷款还是愿意买央行票据，这时候就要抬高票据的利率才有足够的吸引力，抬高利率的结果是吸引更多的热钱到中国来，所以中央银行只能够用抬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不然货币早就泛滥成灾了。”

　　吴晓灵：金融动荡对中国更多是心理影响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首先给大家送上了“安心丸”。她表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对中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实质影响远远小于心理影响，因为中国金融业涉及国际金融市场问题产品的资金量是有限的。

　　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够

　　经历了这场危机的冲击，吴晓灵认为中国经济必须减少对外需求的依赖。她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13亿人口的市场是经济向内需拉动转型的基础条件，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

　　危机之后，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吴晓灵认为，本次次贷危机的原因不在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的衍生产品脱离了让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的基本原则。中国金融业和美国情况不同，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还是发展不够。

　　不怀疑股指可以涨到四千点

　　对于前段时间“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吴晓灵认为关键是“信心”问题。

　　吴晓灵倡导培养理性投资者，其一是要理性对待货币政策。她反对将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对立起来，指出中央银行控制流动性并不对市场上的流动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不应出现恐惧。其次她认为应该理性对待大小非解禁。她说，“大小非解禁的冲击远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解禁股中占绝对多数，占比达到了71.75%，控股股东套现比例并不是太高，只占到了23.04%，不要把大小非解禁作为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来看待。”汇金公司最近回购三大行的股票，在吴晓灵看来就是大股东对自己企业有信心的表现。

　　她说，“我不怀疑中国的股指可以涨到四千点，甚至一万点，问题是用多长时间。我们股票指数的增长，股价的增长应该伴随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伴随人的心理因素而增长。”

　　吴晓灵尤其强调公司现金分红，她认为市场战略投资人能够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上存在一批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如果拿着它分的红还不如存银行利息的话，投资者最终还是会选择把钱存到银行。”

　　许小年：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

　　总结次贷的经验教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一定要和它的实体经济相适应，不能过于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

　　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

　　许小年认为，如果要对这场危机追根溯源，“华尔街金融创新搞过了头”还不是最深层的答案，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搞过头？原因恰恰是在于银行的钱太多了，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他认为始作俑者正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他说，“格林斯潘把利率压到1%，压了两年，放出这么多货币，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了，又要追求高回报，那就要承担高风险。商业银行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办，市场的利率又低，对冲基金来了，把自己的商业计划一讲，银行觉得有道理，于是对冲基金拿了商业银行的钱，用高杠杆率在市场上到处的交易，寻找各种各样利润的机会，所以追本溯源就是钱太多了。”

　　美国政府监管不得力

　　除了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许小年认为格林斯潘的另一大罪状是监管不得力，尤其是对于对冲基金没有监管。许小年说，在AIG的事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冲基金的身影，对冲基金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它今天可以直接和华尔街对抗。摩根士丹利最近的股价狂泄，也是对冲基金在其中兴风作浪。

　　回头看这场危机，许小年指出最大的教训就是 “不能轻易动货币供应”。他指出，要设法管住中央银行，呼吁中央银行要独立。许小年谈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到了滥发货币的危险，所以建议立法规定货币发行，用立法的方式管住中央银行，不许它滥发货币，每年只能发3%，弗里德曼还考虑过金本位，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最简单的主意，这种看上去非常笨拙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政策”。

　　王益民：次贷危机成因不是金融产品本身

　　次贷危机之后，对于中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益民是极力主张创新的代表。他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所碰到的问题和中国未来想做的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次贷危机的成因不是金融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是它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是房屋供需不平衡引发的。

　　“中国目前开展的金融创新，以及资产证券化都是最初级的，包括前两年建行做的一些试点也是最初级层面的，不存在风险放大的问题。”

　　在王益民看来，现在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最好机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在重组，国际的金融资产在重组，这时候中国必须出去参与这场国际游戏，参与这次国际金融资产的再重组。他说，“雷曼倒闭，巴克莱银行收购它北美的投资银行只花了2.5亿美金，雷曼在亚洲的业务比北美做得更好，收入贡献更大，政府如果从扶持指导的角度也可以参与重组。”

　　吴敬琏：全球金融系统问题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包括国内股市、楼市的问题都并非突然，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

　　美国储蓄率太低

　　吴敬琏表示，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它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结果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吴敬琏引用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表明，中国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应对办法。目前国内增长方式一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其次是靠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要素投入造成很多恶果，使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为阻止投资率下降最终导致需求不足，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出口导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本国货币贬值。但这种政策在执行10年、20年以后就出现外汇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

　　中国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对于这些问题，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但是吴敬琏指出，这样做就会同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

　　“眼下房地产摇摇欲坠，CPI虽然用各种方式管住，但PPI倒挂了，成了疑难杂症，”吴敬琏说。他用第三句话——“健体强身，自求多福”来暗示中国必须标本兼治，尤其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他指出，眼下根本的问题既然是增长的方式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吴敬琏说，“眼下应该标本兼治，所谓标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局面，让它不要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所谓本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许小年：格林斯潘把利率压到1%，压了两年，放出这么多货币，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了，又要追求高回报，那就要承担高风险。商业银行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办，市场的利率又低，对冲基金来了，把自己的商业计划一讲，银行觉得有道理，于是对冲基金拿了商业银行的钱，用高杠杆率在市场上到处的交易，寻找各种各样利润的机会，所以追本溯源就是钱太多了。

　　美国金融海啸吸引了国内外人士集体聚焦的目光，由本报协办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动荡时代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学术沙龙上周末在上海进行，本论坛集聚了政府部门、国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界知名学者，包括吴晓灵、王华庆、吴敬琏、许小年、顾功耘、胡汝银、王益民、缪建民、翁富泽在内的一批财经界明星共商这场金融动荡的前因后果，以及中国在金融海啸中应该何去何从。

　　这场危机是否会影响上海金融创新的步伐？应该怎样把握金融创新的力度？

　　对此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会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进行金融创新，通过不断金融创新来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最根本的出路。”他同时指出，金融创新过程需要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这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认为，本次次贷危机的原因不在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的衍生产品脱离了让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的基本原则。中国金融业和美国情况不同，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还是发展不够，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创新过了火。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根本是货币供应出了问题，建议央行一定要管住货币发行的“水龙头”。吴晓灵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近几年的金融创新已经把最基本的一条原理给丢掉了——即货币供应量必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对于眼下货币政策的选择，吴晓灵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指出，“货币政策现在只有微调的余地，而且基本上也微调到了，没有更多的余地，整合组合拳是三句话，适度从紧的货币，灵活的金融政策，宽容的财政政策。”

　　吴晓灵进一步说道，“存款准备金率不能下调。如果中央银行不用存款准备金率，不用巨额的央票对冲的话，货币早就泛滥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存款准备金率没有下降的余地，下降以后只能让商业银行多创造货币，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发央行票据，商业银行有买卖的自主权，是愿意贷款还是愿意买央行票据，这时候就要抬高票据的利率才有足够的吸引力，抬高利率的结果是吸引更多的热钱到中国来，所以中央银行只能够用抬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不然货币早就泛滥成灾了。”

　　吴晓灵：金融动荡对中国更多是心理影响

　　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首先给大家送上了“安心丸”。她表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对中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实质影响远远小于心理影响，因为中国金融业涉及国际金融市场问题产品的资金量是有限的。

　　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够

　　经历了这场危机的冲击，吴晓灵认为中国经济必须减少对外需求的依赖。她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13亿人口的市场是经济向内需拉动转型的基础条件，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

　　危机之后，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国际金融体系需要改革。吴晓灵认为，本次次贷危机的原因不在于金融创新，而在于创新的衍生产品脱离了让投资者充分了解风险的基本原则。中国金融业和美国情况不同，国内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还是发展不够。

　　不怀疑股指可以涨到四千点

　　对于前段时间“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吴晓灵认为关键是“信心”问题。

　　吴晓灵倡导培养理性投资者，其一是要理性对待货币政策。她反对将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对立起来，指出中央银行控制流动性并不对市场上的流动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不应出现恐惧。其次她认为应该理性对待大小非解禁。她说，“大小非解禁的冲击远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解禁股中占绝对多数，占比达到了71.75%，控股股东套现比例并不是太高，只占到了23.04%，不要把大小非解禁作为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来看待。”汇金公司最近回购三大行的股票，在吴晓灵看来就是大股东对自己企业有信心的表现。

　　她说，“我不怀疑中国的股指可以涨到四千点，甚至一万点，问题是用多长时间。我们股票指数的增长，股价的增长应该伴随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伴随人的心理因素而增长。”

　　吴晓灵尤其强调公司现金分红，她认为市场战略投资人能够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市场上存在一批具有投资价值的企业，“如果拿着它分的红还不如存银行利息的话，投资者最终还是会选择把钱存到银行。”

　　许小年：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

　　总结次贷的经验教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一定要和它的实体经济相适应，不能过于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

　　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

　　许小年认为，如果要对这场危机追根溯源，“华尔街金融创新搞过了头”还不是最深层的答案，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搞过头？原因恰恰是在于银行的钱太多了，金融机构的钱太多了，他认为始作俑者正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他说，“格林斯潘把利率压到1%，压了两年，放出这么多货币，华尔街金融机构钱太多了，又要追求高回报，那就要承担高风险。商业银行的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办，市场的利率又低，对冲基金来了，把自己的商业计划一讲，银行觉得有道理，于是对冲基金拿了商业银行的钱，用高杠杆率在市场上到处的交易，寻找各种各样利润的机会，所以追本溯源就是钱太多了。”

　　美国政府监管不得力

　　除了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许小年认为格林斯潘的另一大罪状是监管不得力，尤其是对于对冲基金没有监管。许小年说，在AIG的事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冲基金的身影，对冲基金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它今天可以直接和华尔街对抗。摩根士丹利最近的股价狂泄，也是对冲基金在其中兴风作浪。

　　回头看这场危机，许小年指出最大的教训就是 “不能轻易动货币供应”。他指出，要设法管住中央银行，呼吁中央银行要独立。许小年谈到，“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到了滥发货币的危险，所以建议立法规定货币发行，用立法的方式管住中央银行，不许它滥发货币，每年只能发3%，弗里德曼还考虑过金本位，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最简单的主意，这种看上去非常笨拙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政策”。

　　王益民：次贷危机成因不是金融产品本身

　　次贷危机之后，对于中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益民是极力主张创新的代表。他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所碰到的问题和中国未来想做的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次贷危机的成因不是金融产品本身出了问题，是它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是房屋供需不平衡引发的。

　　“中国目前开展的金融创新，以及资产证券化都是最初级的，包括前两年建行做的一些试点也是最初级层面的，不存在风险放大的问题。”

　　在王益民看来，现在是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最好机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在重组，国际的金融资产在重组，这时候中国必须出去参与这场国际游戏，参与这次国际金融资产的再重组。他说，“雷曼倒闭，巴克莱银行收购它北美的投资银行只花了2.5亿美金，雷曼在亚洲的业务比北美做得更好，收入贡献更大，政府如果从扶持指导的角度也可以参与重组。”

　　吴敬琏：全球金融系统问题由来已久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包括国内股市、楼市的问题都并非突然，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

　　美国储蓄率太低

　　吴敬琏表示，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它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结果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吴敬琏引用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表明，中国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应对办法。目前国内增长方式一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其次是靠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要素投入造成很多恶果，使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为阻止投资率下降最终导致需求不足，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出口导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本国货币贬值。但这种政策在执行10年、20年以后就出现外汇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

　　中国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对于这些问题，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都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但是吴敬琏指出，这样做就会同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

　　“眼下房地产摇摇欲坠，CPI虽然用各种方式管住，但PPI倒挂了，成了疑难杂症，”吴敬琏说。他用第三句话——“健体强身，自求多福”来暗示中国必须标本兼治，尤其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他指出，眼下根本的问题既然是增长的方式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吴敬琏说，“眼下应该标本兼治，所谓标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局面，让它不要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所谓本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